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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研究

作者:张有凤 来源: 学习中国 发布时间:2019-08-01

  军事领导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军队组织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,是军队管理和作战的“中枢神经”,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发挥着全局和枢纽作用,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和国家政权安全。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领导体制变革问题,就是为了探究和掌握我国军事领导体制的产生、发展与变化的内在规律,澄清所谓“当前中国军改是照抄国外尤其是美国模式”等模糊认识,以传统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利弊得失,供我国当代军事领导体制改革借鉴。

一、古代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主要动因

  军事领导体制是指国家领导军事活动的组织体系及相关制度,主要包括军事首脑、军事决策机构、军事领导指挥机构以及它们的运行机制和制度。军事领导体制是军之根本、国之基础。

  军事领导体制变革,是指军事领导体制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局部或全局的变革,既包含因客观条件变化而引发的军事领导体制变革,也包含因历朝历代统治者推行改革而引发的变革。军事领导体制变革主要分以下几个类型。

  一是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所带来的军事领导体制的革命性变化。如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、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所带来的军事领导体制上的革命性变化。

  二是当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,上层建筑实施局部调整改革或全面改革,从而引发的军事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。如秦国的商鞅变法,楚国的吴起变法。

  三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,进行的全面或局部调整改革。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实施全面改革,创立了中央集权下的高度集中军事领导体制;汉高祖刘邦、汉武帝刘彻、光武帝刘秀、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,进行了局部的调整改革。

  四是为应对内外统治危机,消除长期以来军事制度造成的积弊而进行的改革。如宋太祖、宋神宗、明朝宰相张居正等推行的军事改革。

  五是少数民族学习先进军事制度文化而进行的军制改革。如北魏孝文帝、北周建国者宇文泰、元世祖忽必烈、清康熙帝、清雍正帝等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。

  军事领导体制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其产生、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受到诸多条件影响和制约,仔细探究,主要有六大动因。

  第一,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最终力量。

  第二,军事技术革新是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间接推动力。军事技术进步推动武器装备革新,进而引发作战方式变革;作战方式变革又推进军队组织结构的变化,进而引发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。

  第三,经济基础是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物质基础。古代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,很早就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、游牧经济为辅的经济基础和较为成熟的社会制度与文化,形成了中央集权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,比欧洲国家早一千多年,适应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。但是,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以及不同时期统治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、闭关锁国等政策,又使社会缺乏军事变革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,制约着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变革,阻碍着中国军事变革的进程。譬如,尽管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,但是并没有主动发起或参与世界范围的武器革命。

  第四,政治制度变革对军事领导体制变革起决定性的作用。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称,国体是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,表明由哪个阶级把握国家政权;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,表明统治者采用何种方式来实现统治。政治制度变革直接制约和影响军事领导体制。不管军事领导体制如何变革,其核心还是要保证军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,为统治阶级服务。

  第五,思想文化是影响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深层次因素。中国古人崇尚仁义道德和文治的政治伦理思想,对于古代军事领导体制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古代重道轻器、重农轻商、重和轻战的传统文化,对于军事领导体制变革是制约性因素;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,对于军事领导体制变革是促进性因素。

  第六,现实需要是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内在动力。就具体朝代来讲,军事领导体制变革的原因十分复杂,有的是为了防止兵变,有的是为了抵御少数民族侵扰,有的是为了革除军制流弊,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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